口红与烟灰
第十九章祈祷是无声的哨音
文/邱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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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是什么。
十六岁之前，我以为祈祷是宗教的专利。是教堂里跪在硬木长椅上的信徒在胸前画着十字低声念诵的经文，是寺庙里手持念珠的香客在蒲团上三叩九拜时默念的心愿，是那些有信仰的人在面对人力无法改变的事情时向一个更高的存在发出的恳求。我不信教。我们家不信教。父亲是无神论者，母亲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我们家的神龛里供的不是佛像或基督像，而是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一台蒙了灰的DVD播放机。所以我们家没有人祈祷。
但十六岁这一年，我开始祈祷了。不是向任何一个有名有姓的神——我不认识那些神，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怎么念，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不知道向他们祈祷需要遵循什么仪式，需要说什么特定的经文，需要配合什么手势什么跪姿什么香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存在。但我还是祈祷了。在那些最深的夜里，在所有人力可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深夜里，在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却感觉整个房间都在旋转的深夜里，我开始用一种无声的、没有对象的、没有任何固定格式的方式，向一个我无法命名的存在发出微弱的信号。
祈祷是无声的哨音。是沉在海底的潜水艇向海面发出的声呐脉冲，不知道海面上有没有接收器，不知道脉冲会不会被海水吸收殆尽，不知道那些一圈一圈扩散开来的声波最终会抵达哪里——也许是一座冰山的底部，也许是一头路过的鲸鱼的内耳，也许什么都没有，它们就这样一直向下沉，沉进更深更暗的海沟，最终消失在海底淤泥的缝隙里，永远没有人听到。但潜水艇还是在一遍一遍地发射信号。因为这是它唯一能做的事。
十六岁的祈祷就是这样。不是“求求你让我数学考及格”那种具体的事务委托，也不是“希望明天会更好”那种积极向上的自我暗示。它是一种更原始、更无助、更接近本能的东西。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一个无声的音节，那个音节没有对应的文字，没有被任何语言系统收录，没有被编入任何一本词典。它不是“救”，不是“help”，不是任何一个可以被翻译成人类语言的词汇。但它是我能发出的唯一的、最后的信号。如果灵魂有声音，那一定是祈祷。
祈祷发生的地点从来不在任何宗教场所。不在教堂、不在寺庙、不在清真寺、不在任何被人类划定为“神圣空间”的建筑物里。那些地方太远了。凌晨失眠的时候，教堂的门早就关了，寺庙的山门也已经落了锁，我不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去找一个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上帝或佛陀。我的祈祷发生在最日常的地点，在最不被赋予任何神圣性的角落里——躺在床上，面对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路灯光，形成一道细长的光斑，像一根悬在我头顶的发光的琴弦。我盯着那道光斑，在心里开始发射信号。内容不固定，有时是一些问句——“为什么会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好”、“还要撑多久”。有时不是句子，只是一些碎片化的词语，被疲惫和悲伤压扁了、扯烂了、无法排列成完整语法的词语——“妈妈”、“爸爸”、“家”、“以前”、“回来”。这些词语像被水泡过的饼干一样模糊而肿胀，每一个都黏连着太多说不清楚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巨大沟壑。有时连词语都没有了，只是一个感觉，一个画面，一种从胸腔里往上涌的热流，在喉咙口被堵住了，出不来也咽不下去。我把那种感觉发射出去——不知道射向哪里，不知道谁会接收到，只是用力地、无声地、在灵魂最深处的发射台上按下了那个红色的发射按钮。
坐在马桶上。在公共厕所最里面的一间，锁上门，放下马桶盖，穿着校服坐在上面，手肘撑在膝盖上，把脸埋进掌心里。这一个逼仄的、充满消毒水气味和下水道反味的小隔间，就是十六岁这年我唯一能找到的忏悔室。外面不断有人进来出去，冲水声此起彼伏，烘手机每隔几分钟就轰鸣一次，像飞机起飞前发动机的噪音。在这些噪音的掩护下，我无声地祈祷。没有人知道，在这扇薄薄的、门锁还有些松动的塑料门后面，坐着一个正在祈祷的少女。她不是跪着的，没有双手合十，没有闭上眼睛，甚至没有什么虔诚的表情——只是把脸埋在手掌里，盯着地砖上一块缺了角的裂缝。那裂缝的形状像一个问号。对着那个问号，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发射无声的哨音。
坐在天台的地上。背靠着旧沙发，蜷起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风吹过来，校服外套的下摆被掀起来拍打着手臂，烟味还没有散尽，烟灰还残留在铁栏杆的凹槽里。天空很空，没有云，星星很少，只有最亮的那几颗能穿透城市的光污染进入我的瞳孔。对着那几颗星星——不是许愿，许愿是闭上眼睛把愿望默念一遍然后吹灭蜡烛，是一种带着期待的、积极的、和未来有关的行为。祈祷不是许愿，祈祷是睁开眼睛的，是看着一个不知道是否会回应你的存在，把自己最脆弱的部分摊开给它看。我不求星星实现什么愿望，我只是看着它们，在心里发射信号——“我在这里”，“我很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星星听到了，也许没有。星星那么远，它们的光到达地球需要几十万年。几十万年之后，当这颗星星的光终于抵达另一颗行星上某个同样在深夜失眠的少女的眼睛里时，她会不会也在心里发射同样的信号。在宇宙的尺度上，祈祷不是一次性的、私密的、和某个特定神明之间的秘密对话，而是一条绵绵不绝的接力链——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从一个十六岁到另一个十六岁。
祈祷之后，是等待。祈祷和许愿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许愿通常伴随着某个明确的等待期限——等考试成绩出来，等那个人的回复，等生日蜡烛吹灭之后愿望开始生效的那一刻，等着某个具体的结果在某个可预见的未来发生或不发生。祈祷没有期限。祈祷不是在等一个结果，而是在等一种状态——一种比现在稍微不那么难受的状态，一种能够再次感受到一丝微弱温暖的状态，一种能够在天亮之后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穿上拖鞋去洗漱的状态。这种等待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得到回应，也不知道回应会以什么形式到来。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永远不会有。但在等待的过程中，祈祷本身已经产生了某种效果——不是神回应了我的祈祷，而是祈祷本身让我继续活着。每一次在心里发射信号，都是一种确认——“我还在”。用这种方法确认自己还没有放弃，确认自己还在期待某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其微小，小到几乎不可能存在。
祈祷有时候会得到回应。不是那种神明显灵式的回应——天空没有裂开，没有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照在我身上，没有天使带着竖琴从云层里飞下来，没有谁用洪亮的画外音对我说“孩子，你的祈祷我听到了”。回应是更微小的、更不容易被察觉的。是祈祷之后的那天早上，母亲意外地没有喝酒，清醒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一个无聊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用夸张的笑声填补着所有的冷场。她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和她说话，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不是那么孤独了。是祈祷之后的那天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窗口阿姨多给了我一勺菜，不是因为我可爱或者可怜，只是因为今天菜做得太多了快要过期了不卖掉就要倒掉。但我还是把那一勺多出来的菜当成一个信号——世界对我发出了一个极微弱的回应。那一勺多出来的红烧茄子就是神。不是神创造了茄子，是祈祷把一勺普通的茄子变成了恩赐。祈祷不是改变了外界的客观世界，而是改变了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在祈祷之前，我只看到母亲身上的酒气、她遗忘的承诺、她在我门口停留那几秒钟却始终没有敲门的懦弱。祈祷之后，我开始注意到那些微小的、不完美的、稍纵即逝的光芒——她清醒时看我的眼神，欲言又止的嘴唇，一个什么都没说出口但在她转身后还在空气里停留了片刻的、无声的歉意。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只是没有被看见。祈祷擦亮了我的眼睛，或者更准确地说，祈祷降低了我的感知阈值，让我能够接收到那些一直都存在但因为太微弱而被忽略的信号。不是神回应了祈祷，是祈祷让我学会了接收那些我本来接收不到的信号。
这就够了。祈祷不需要宏大的回应，不需要天空裂开金光普照天使降临画外音。只需要一勺多出来的茄子，一个没有喝酒的母亲，一个安静的夜晚，一阵从河面上吹来的凉风，一句路人无心说出的恰好被我听到的“没关系”。这些就是祈祷的回应。它们微小到可以被当作巧合而忽略不计，但祈祷的人知道它们不是巧合。它们是世界对一个无声哨音的无声回应。
祈祷最终教会我的，不是如何与神对话，而是如何与自己对话。每一次在心里发射信号，都是在向自己确认——“你还想活着吗？”信号发射出去之后，我听到自己的回音从远方传来——“想。”这个“想”不是那种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像励志电影**段落里主角在暴雨中仰天长啸的“我想活”。它只是一个微弱的、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想”字，像一台被摔过无数次的老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断断续续的信号，随时都可能被噪音吞没。但它在。它还在。祈祷让我听到了自己心底最深处那个还没有被磨灭的、还想继续活下去的声音。
十六岁的祈祷没有让我找到神。我没有变成有神论者，没有皈依任何宗教，没有开始定期去教堂或寺庙。祈祷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外在的身份标签。但我学会了另一种东西——在没有光的地方发自己的光。潜水艇沉在海底，海面上没有灯塔，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任何可以指引方向的光源。但潜水艇可以自己发亮，不是大功率探照灯那种可以照亮整个海底的亮，只是驾驶舱仪表盘上那一小圈微弱的、绿色的、只够照亮驾驶员手指的荧光。那一小圈荧光已经足够了。足够让我看清仪表盘上的数字——心率、方向、深度、剩余氧气量，这些数字告诉我，我还活着，我还有氧气，我还可以继续下沉一段时间，或者可以开始上浮，或者可以保持现在的深度，等待海面上的风暴过去再决定下一步。在最后一丝氧气耗尽之前，无声的哨音不会停。它会一直发射，一圈一圈地扩散，穿过黑暗而冰冷的海水，穿过那些沉船和鲸骨和亿万年前的火山岩，穿过所有未被探索的海沟和无人踏足的海山。它不需要抵达神——它只需要抵达明天的自己。明天的我站在海面上，收到今晚我发射的声呐信号。信号内容只有一句话——“不要怕。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