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四十，天阴着，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
荒地在拆了一半的城中村后头。围挡东倒西歪，蓝色的铁皮上贴着三年前的售楼广告，贴纸起了边，卷成一卷。野草从水泥缝里长出来，长到膝盖高。一条排水渠横在中间，渠里没水，渠底是一层黑泥和碎砖。远处的塔吊停着，吊钩吊在半空，风一吹，钢索发出很细的一声响。
收废品的老头蹲在自己的三轮车旁边，两只手插在袖子里。他的车牌是歪的，车斗里堆着几块变形的铁皮和一捆电线。
“我就是过去扒点铁皮。”他对着一个年轻民警说。这句话他说了第六遍。“这地方我天天来。今天来早了。”
“几点。”
“六点。”老头说，“我六点就来了。”
他不敢往那边看。那边五十米外，一片芦苇被踩倒了一小块，草上盖着从别处扯来的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下面躺着一个人。
江蛰到的时候，派出所的人已经围出了警戒线。他弯腰从线底下钻进去，先看见的是鞋。
一只鞋。另一只在十来米外的草里，鞋底朝天。鞋是深灰色的运动鞋，鞋帮上的网面磨白了，鞋带没系紧——跑长途的人才那么穿鞋，松，好脱。
人仰面躺着，四十岁上下。脸是青的，嘴唇泛白，眼睑没有完全合上。衣服湿透了，贴着身体，从领口往下能看见一层洗得发软的棉毛衫。他的两条腿伸得很直，右手搭在肚子旁边，握着什么东西。
陈佳宽比他慢一步，踩在碎砖上，咔嚓一声。
“法医还在路上。”陈佳宽说，“所里说大概是意外……”
他没说完。因为江蛰已经蹲下去了。
江蛰先看的是手。
左手摊在身侧，手指有点肿，指节上有一层很厚的黄茧，虎口处一道浅浅的旧裂口。这是常年握方向盘的手：掌心磨得发亮，食指的第二截比别的手指粗一点，那是打转向灯打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不多，只有两三条缝。
他再往上看。衣服的下摆被撩起来一角，露出的后腰上，有一朵花。
不是纹的。
那朵花是烙上去的。五个瓣，尖的，边缘一圈鼓起来的泡，中间焦黑；烙痕旁边有一小块皮被燎得发黄，起了皮。花的位置在后腰偏左，正好是裤腰能盖住的地方。
江蛰盯着那朵花看了很久。
他见过这个形状——在档案里，在照片上，在别人跟他描述的时候。曼陀罗。黑色的曼陀罗。
“这不是纹身。”他说。
“嗯。”陈佳宽也蹲下来，皱着眉，“谁拿烟头烫这么大一朵。”
“不是烟头。”江蛰说，“是模子。你看边缘，五个瓣一样宽，深浅也一样。烟头烫不出这个。”
陈佳宽的眉头更深了。
江蛰又去看那只握着东西的手。
右手是攥着的，攥得很紧。四天前下过雨，草里还湿着，那东西被雨水泡了一夜，看不太清。他用镊子把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又尽量不碰坏掌心的皮肤。
掌心里躺着一枝花。
一枝白蔷薇。花朵很小，花瓣的边缘让雨泡得有点透明，颜色是那种很旧的、带一点奶黄的白色，花心最里面有一点极淡的黄。
江蛰看着那枝花，手停在那里没有动。
他认识这个花。
他家那面墙上的品种。单层花瓣，五瓣，排得松，花心那一点淡淡的黄。老花匠管这种花叫“月下白”，花市上买不到，说他家是“自己养了一辈子”的东西。
“哪来的花。”陈佳宽在旁边说，“这地方哪来的花。”
“不知道。”江蛰说。
他撒了谎。
他把那枝花连同一小截花梗收进证物袋，在封口上写日期和地点。字写得比平时慢。
死者姓董，叫董立成，四十岁，三月花行的货车司机。
这是三个小时以后才查清的。
从他右裤兜里掏出来的东西一共三样：一只旧钱包，里面一百三十六块钱和一张公交卡；一串钥匙，拴着一根褪色的红绳；还有一张折了三折的纸。
纸是幼儿园的缴费通知单，抬头印着一只卡通小熊，金额八百，截止日期是上周五。单子最下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写得很轻，像随手记的：
“下月八号前交。”
江蛰把那行字看了两遍。铅笔把纸都压出沟了，说明写的时候手劲不小。
他最后看的是裤脚。
董立成右腿膝盖那一片沾着一小块土。这不是这里的土——荒地的土是灰的、沙的，掺着碎砖；那块土是红的，发黏，在布上结成了一小片硬壳。
江蛰捏了一点下来，搓了搓。土是湿的，但已经不是新沾上的，边缘干了一圈。
他站起来，往四周看。五十米外是荒地，一百米外是墙。
陈佳宽把手套摘下来塞进兜里。
“这个花行我得去一趟。”
“先别下结论。”江蛰说。
“下什么结论，一个人后腰上被人烙了朵花，手心里还攥着一枝来路不明的花。”陈佳宽说，“这叫内讧。”
“也可能是收据。”江蛰说。
陈佳宽愣了一下：“什么？”
“有人替谁办了一件事，办完了，得留个东西。”江蛰说。
回到支队已经快十二点。
会议室的白板上写着董立成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圈外面两行字：最后出车记录（待查）、社会关系（待查）。副支队长把笔帽咬在嘴里，说话有点含混。
“我的意思是，这类案子定性不用太复杂。”他把笔帽吐出来，“跑货的、帮人带东西的，自己心里没数？早晚的事。先把最后一条线查清，人就差不多了。”
“人是差不多，案子还差得远。”江蛰说。
副支队长看了他一眼。韩守正坐在桌子最里面，一直没说话。他手边那只搪瓷缸子里的茶凉了，茶叶沉在底上。
“说。”韩守正说。
江蛰说了两点。
第一，那朵花是死后烙的。伤口边缘没有生活反应，说明人已经不动了。杀他的人和烙他的人可能是同一批，也可能不是——但这不是冲动杀人，是有流程的。
第二，他裤脚上的土是红土。这一带方圆十几公里只有两片红土，一片在东边的砖厂，早停了；另一片在城北老城区。
“城北哪一片。”韩守正说。
“具体位置我还在查。”
韩守正看了他两秒。那两秒里，江蛰第一次觉得师父今天有点不对——他拿笔在纸上点了三下，才把笔放下。
“你刚才那两条，跟董立成的社会关系并在一起查。”韩守正说，“下午去停尸间，听郝静的。”
“行。”
“还有。”韩守正说，“城北那一片，你去之前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
“我刚说了。”韩守正说，“你先说一声。”
下午三点，市局技术科。
停尸间的走廊比外头冷五度，一进去就是消毒水和铁的味道，混着一点说不清的甜。走廊尽头的门开着，里面白得晃眼，顶上一排日光灯把每件东西的影子都按在地上。
郝静站在台子边上，戴着双层手套，正把一只镊子放回托盘。她先听见脚步声，才抬头。
“你们支队今天来两个人。”她说，“我猜是你们俩。”
“你猜对了。”陈佳宽说。
“董立成，四十岁，男。”郝静没有铺垫，“后脑枕部受钝器打击，颅骨有裂，不算当场死亡，是失血加失温。他在雨里躺了至少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陈佳宽重复了一遍。
“雨是傍晚开始下的。”郝静说，“所以他大概是下午四五点被打的。”
“那朵花。”江蛰说。
郝静往台子上看了一眼。
“死后做的。没有生活反应，边缘是热力烫出来的水泡，不是生前伤。”她说，“工具是一块金属模子，图案固定，边缘一致，是定制的东西，不是临时凑的。这不是随手做的事，是有准备的。”
“他死之前吃过东西吗。”江蛰问。
郝静停了一下。
她说话之前习惯先吸一口气，这一次吸了两次。
“胃里有半个馒头，还有茶。”她说，“白面馒头，还没排空。所以他死前两三个小时之内吃过东西。”
“你问这个干什么。”陈佳宽问他。
“不干什么。”江蛰说。
他没有解释。他问这句，是因为一个人如果知道今天要出事，通常不会老老实实把半个馒头吃完。
董立成死之前，吃得很正常。
那半个馒头是在花行的食堂吃的。这一点要到第三天才能对上。
四点二十，董立成的妻子来了。
四十二岁，深蓝色羽绒服，袖口磨得起了毛。她进门没有哭，也没有看江蛰，直接走到台子前面站住。
然后她低下头，去看丈夫的手。
江蛰站在后面看着她的动作。她没有去碰脸，没有去掀白布。她把他的左手拿起来，翻过来，看掌心。看了一会儿，又去看另一只。
“他手上怎么会有泥。”她说。声音很平。“他一年到头开车，手是干净的。”
江蛰没有说话。
她这才抬头看他：“他是不是又欠钱了。”
陈佳宽在旁边顿了一下：“欠谁的钱。”
“我不知道。”她说，“上个月开始，他往家里拿的钱多了。多了一千五。”她把手放回去，很轻地按了一下，“我问他哪来的，他说公司给他加了车次。”
她看着江蛰，眼神很直。
“我问了他一句话，他就不说了。”她说，“我今天来，是想知道他到底在给谁开车。”
江蛰看着她。
那枝花的照片，他没有拿出来。
后来他想，如果那天他把照片给她看了，他可能会更早知道答案。但他没有。他说不清是因为案子，还是因为他不想让第二个人看见那枝花。
傍晚五点四十，江蛰把车停在一家民办幼儿园的门口。
这个时间正好放学。家长挤在铁栅栏外，隔着栏杆喊名字，喊得又急又响；小孩从门里往外跑，书包在背后颠。门口卖气球的老头攥着一大串气球，气球被风吹得往一边倒。
江蛰没有马上下车。
他在车里看了两分钟，才推门下去，走到栅栏边上，找到站在门口的那个老师。
“老师。”他说，“这是董立成的东西。”
他把那张缴费单递过去。折痕上起毛的地方，他提前用透明胶带贴过一道。
老师接过去看了一眼，抬头：“您是……”
“警察。”
“出什么事了？”
“还在查。”江蛰说。
老师还想问什么，门里跑出来一个小孩。四岁左右，穿一件黄色外套，袖子挽了两折；她手里攥着一幅画，画上是一朵很大很歪的花，红色的，花瓣画得比头还大。
老师弯腰迎过去，顺手把那张缴费单塞进围裙口袋。
“你今天是第一个。”老师对她说。
小孩把画举起来：“我画的。”
“画得真好。”
“这是花。”小孩说，“我爸爸说，我家门口有花。”
江蛰站在栅栏外，看着那只黄色的袖子从他面前一米的地方过去。他没有动。
他五岁那年，也曾经有人牵着他的手穿过一扇门。他记不清那是谁的手，只记得那只手很凉，牵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
“她家欠费了吗。”他问。
“欠了两个月。”老师说，“我们也没催。”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登记表上，父亲那一栏先别改。”他说。
老师看着他。
“我知道规矩。”江蛰说，“就这两天。”
他说完就上车了。车里很闷，坐垫上还留着下午太阳晒过的热度。他把手机架上支架，调出现场照片，放大到那枝花，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打开地图，输了六个字。
城北老城区，后巷，十九号。
那是他五岁以前住的地方。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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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无名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