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雨樽，十九岁，一个勉强养活自己的社畜，一个从五岁起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如果不是那条评论，我的人生大概会沿着既定轨道滑下去——按时吃药，忍受周期性的头痛和幻听，在父亲的公司里做一份可有可无的工作，直到我年老逝去。
但命运总喜欢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石子。
A市的夏天来得又急又狠。六月初，热浪已经能把人行道上的柏油烤软。就在这样一个连风都带着焦味的午后，城市西郊的废弃建筑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不，那已经不能算是尸体。
新闻报道用词很克制，但评论区已经炸了——“人彘”“活烤”“恶魔在人间”。我坐在公司楼下那家永远散发着油腻气味的小面馆里，手指划过手机屏幕，胃里一阵翻搅。
面端上来了，清汤寡水，飘着几片蔫黄的菜叶。我放下手机，拿起筷子，却怎么也送不进嘴里。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
不是平时那种模糊的幻听，而是更清晰的、带着画面感的碎片——黑暗的空间，铁锈味，还有……火焰舔舐皮肉时细微的噼啪声。
我甩甩头，把那些声音压下去。医生说过，病情加重时要及时吃药。我从口袋里摸出药瓶，倒出两片白色药片，就着面汤吞下去。
苦味在舌根蔓延开来。
重新拿起手机，我的目光停在案件细节上：废弃建筑三层，东南角，死者被固定在水管上……凶手是左利手。
这些信息像散落的拼图，在我脑子里自动拼接。等我反应过来时，手指已经在评论区打出了一长段分析。
从现场环境到凶手心理画像，从作案手法到可能的身份特征——那些话像是有自己的意志，从指尖流淌出来。
发送。
我关掉手机，埋头吃面。汤汁已经凉了，面条泡得发胀，但我还是机械地往嘴里塞。吃完付钱，回家，洗澡，睡觉。
一套流程，和过去十九年的每一天一样。
只是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在奔跑，在黑暗的走廊里赤脚奔跑，身后有火焰追赶。我跑到一扇铁门前，拼命推，门开了——
里面是一面镜子。
镜子里的人是我，又不是我。他穿着深色连帽衫，手里拿着什么，脸上带着笑。那笑容很陌生，像某种动物在打量猎物。
我想看清他手里拿的东西，但梦醒了。
窗外天刚蒙蒙亮。我坐在床上，冷汗浸透了睡衣。左侧太阳穴传来熟悉的抽痛，一下，一下，像有根针在往大脑深处钻。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了。
门外的警察很年轻，笑容标准得像从教科书上复印下来的。
“高雨樽先生吗？关于昨天那起案件，想请您回局里协助调查。”
我脑子还懵着，下意识点头。换衣服，跟公司请假，坐上警车——整个过程我像个提线木偶，直到冰凉的手铐扣上手腕。
“等等，这是……”
“例行程序。”开车的警察透过后视镜看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别紧张，配合调查就好。”
我没再说话。手铐很紧，金属边缘硌着腕骨。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审讯室比想象中小，白墙，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
坐在我对面的警察自我介绍叫廖晨尊。他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但那双眼睛——像鹰，或者别的什么猛禽，能轻易穿透皮肉看见骨头。
“高雨樽。”他念我的名字，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你在评论区说，凶手是左利手，身高175左右，熟悉废弃建筑结构，还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对。”
“这些信息警方没有对外公布。”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是啊，警方没公布，我怎么知道的？
“我……我猜的。”声音干巴巴的，自己听着都心虚。
廖晨尊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那种审视的目光让我坐立不安，手心的汗把铐子都浸湿了。
门开了，另一个警察走进来，俯身在廖晨尊耳边说了什么，递上一份文件。廖晨尊翻开，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你上周购买了□□、□□和几种有机溶剂。”他抬起眼，“解释一下。”
“公司实验要用……”我语速加快，“我是研发部的，这些是常规试剂，有采购记录可查——”
“采购单上写的是‘样品检测’，但数量够配出三升迷药。”
我僵住了。
就在这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警服的小姑娘脸色苍白：“廖队，城东……又发现一具。”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
廖晨尊合上文件，站起来。金属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带他一起去。”他说。
第二现场在老城区，一栋待拆迁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杂物，空气中飘着霉味和一种更隐晦的、甜腻的**气息。
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黄色塑料带在昏暗的光线里格外刺眼。穿白大褂的法医在狭窄的房间里穿梭，相机闪光灯不时亮起，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定格成证据。
我没进去，站在楼道里。太阳穴的抽痛又开始了，比之前更剧烈。视野边缘开始出现闪烁的光斑，像坏掉的电视屏幕。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现实中的声音——是脑子里响起的，像有人贴在耳膜上低语。
“……疼……好疼……”
“……为什么……”
“……火……”
我捂住耳朵，但那声音是从内部响起的，捂不住。冷汗顺着脊椎往下淌，后背一片冰凉。
“高雨樽？”
我猛地回过神。廖晨尊站在我面前，眉头微蹙：“你怎么了？”
“没……没事。”我放下手，强迫自己站直，“就是有点闷。”
他没再追问，但目光在我脸上多停留了几秒。
法医初步判断出来了。死亡时间大约在昨天深夜，手法和第一起类似，但细节有差异——这个死者没有被完全固定，现场有挣扎痕迹。
“不是同一个人干的？”有警察小声讨论。
“模仿作案？”
“时间太近了……”
议论声嗡嗡作响。我靠着墙壁，闭上眼睛。那些声音又来了，这次更清晰，还夹杂着画面——有一只颤抖的手，在地上摸索，抓住什么东西……
金属的，冰凉的，有凹凸的纹路。
我睁开眼，推开挡在面前的警察，径直走向房间角落。那里堆着一堆从墙上剥落的石灰块，在碎块下方，有什么东西微微反光。
我蹲下身，拨开碎屑。
一枚徽章。铜质，边缘已经氧化发黑，正中刻着一个独眼的图案。
我认识这个图案。
十四岁那年，我母亲车祸走了。那是我病情第一次大爆发，被送进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姓陈，是个总是笑眯眯的中年男人。他说如果我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就给我一个“奖励”。
奖励就是这枚徽章。他说这是“康复之星”的象征。
“怎么了？”廖晨尊走过来。
我把徽章递给他，手指在不受控制地发抖：“这个……是我以前医生的东西。”
廖晨尊接过徽章，对着光仔细看。他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冷硬，下颌线绷得很紧。
“你确定？”
“确定。”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飘，“他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专门定制的。”
徽章被装进证物袋。透明的塑料袋隔绝了触感，但那个独眼图案依然清晰，像一只真正的眼睛，在静静注视着所有人。
现场勘查持续到傍晚。收队时，廖晨尊走到我面前。
“你今天说的那些推测。”他顿了顿，“关于两个死者认识，凶手是同一个人的推测——有什么依据？”
我张了张嘴。
依据？那些从脑子里自动冒出来的画面和声音？那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来源的“直觉”？
“我……我不知道。”我最终说，“就是感觉。”
廖晨尊看了我很久。楼道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远处的警笛声越来越远，世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明天早上九点，来局里做个正式笔录。”他说，转身离开前又补了一句，“别迟到。”
我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城市亮起灯火，远远近近，像散落一地的星星。
我摸了摸左侧太阳穴。那里已经不痛了，但疤痕还在，浅浅的一道，藏在发际线边缘。
我父母都说是我自己调皮导致的，但我却对当时什么印象都没有了。
或许……不，没有或许，我只一个普通的精神分裂患者而已。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