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江楠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她想起大学里的恩师玛利亚给自己写的一段话：“Joanna，一个能在贫民区的雨里站一整夜、只为等一个卖花老太太开口的姑娘，不会去偷任何人的作品。”
她想起曼城。想起塔桥下那个从东欧来的老太太，佝偻着背，把一桶快蔫的玫瑰摆在桥墩边上，有人买就卖，没人买就数桥下的鸭子。江楠跟着她走了三天，头两天，老太太只当她是移民局的便衣，一句话不肯说。第三天傍晚下了雨，江楠把自己的伞撑到那桶玫瑰上头，自己淋了个透，老太太才终于开了口。她说，她逃出来的时候，护照里只夹着一张孙女的照片，现在照片被雨泡糊了，可孙女的生日她记得，每年这一天，她就多进一桶花，卖不卖得掉都成，算是给孩子过了生日。
后来江楠熬夜一周，把生活的感触写成了那篇稿子。稿子里写的是异乡人，其实写的是她自己。
那个盗稿的人，即便抄走了每一句话，却抄不走她的内核。所以人人听了都说味同嚼蜡，因为那不是作者的真情实感。
字里行间，没有心。
天还没亮的时候，江楠彻底睡不着了。索性起身把材料重新收进纸袋。她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在书桌前坐定，打开电脑。
这一次，她不要任何人替她开口。
电脑屏幕的光把她的脸映得发青。她先写英文版，再写中文版，写完又删，删了又写。她发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讲得不带恨。恨会让字变尖，变轻。
江楠要的是稳，是让每一个看信的人，都能顺着时间线自己走到真相跟前。
她给证据链编了号，一条一条，像小时候在河边，把捡来的石头摆成一排。
写到结尾，江楠停住了。光标在标题栏上一闪一闪，像在催她。她盯着那行标题看了很久，最后才慢慢打上署名。
江楠，这两个字却叫她刹那间思绪万千。
她恍惚间忆起七岁那年跟着母亲在河边认字，泥地是黑板，树枝是笔。语文老师罗敏把她的征文一页页翻过去，说“你很有语言天赋”。第一笔稿费给母亲买了支护手霜，母亲把护手霜放在枕头底下，说舍不得用。北京那个冬天，作文决赛拿了奖，她抱着奖状站在雪地里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哭了。
文字是流淌在她血液里的东西。
于是，江楠把最后一段删掉，重新写。她写道：
“我写作，是因为我只有这一样东西，是从泥里带出来、谁也没给过的。今天我要把它要回来，不是为了赢过谁，是为了对得起它。”
写完，她按下发送键。中文版发到国内的论坛和晚报邮箱，英文版发回那个骂了她半年的网站。
做完这一切，江楠只觉得神清气爽。
留守儿童专题地采访选在了何家乡。
何家乡的路可不好走。
面包车在山路上颠了两个多小时，王思佳抱着摄像机，脑袋在车窗上磕了七八下，最后索性把机器搂在怀里，用她的话来说，比起这些吃饭的家伙什，还是自己的脑袋比较耐造。
江楠坐在副驾驶，把车窗摇下一半，风灌进来，带着山涧溪水的独特清新。
车停在村口，再往里进不去了。江楠跳下车，鞋底陷进稀软的泥里。
何家乡比她想象的还要空。青壮年都去了南边打工，村子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房子倒是新的，大多用打工寄回来的钱盖的两层小楼，一家比一家高，可大多是空的，窗户上蒙着灰，堂屋里只有老人和黑白电视的声音。
学校在山坳背面，一栋两层的旧砖楼。江楠到的时候还没放学，操场上一群孩子追着一个瘪了气的皮球跑。
江楠站在铁栅栏外看了很久，最后在一个小水洼边，看见了一个洗衣服的女孩。
那女孩顶多十岁，蹲在井台边，面前摆着一大盆衣裳。棒槌起起落落，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她的裤脚。她洗得很慢，很用力，仿佛每一件衣裳都重得像一条命。
就是在那一刹那，江楠已经选好了这次的采访对象。
“小妹妹，”江楠走过去，“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抬起头，黑瘦的脸上有一双极亮的眼睛：“我叫招娣。”
江楠的心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老师喊我何招娣，”女孩把一件衣服翻了个面，继续捶打，“我奶奶说，叫招娣，能招来弟弟。”
“后来招来弟弟了吗？”
“招来了，”女孩说，“弟弟叫宗耀，他八岁了，在上学。”
江楠蹲下来，跟她平视。这个动作最近她总在做，好像蹲下去，就能离那些被大人世界忘记的孩子们近一点。
“你怎么不去上学？”
“我上学的，但经常请假。中午的时候回家，家里要有人做饭，”女孩搓着衣服，头也不抬，“奶奶腰不好，我走了，猪没人喂，弟弟回来也没饭吃。”
“你累不累？”
女孩的手停了一下。棒槌悬在半空，好一会儿，才慢慢落下来，声音却比刚才轻了许多：“累。”
她说，她读三年级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老师来家里找过两回，奶奶说，女娃读书是给别人家读的，不如省下钱给弟弟念。她就把课本偷偷藏在灶膛边的墙洞里，等弟弟写完作业睡下了，再借着月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姐姐，”女孩忽然问，“你是记者吧？你们电视上的人，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你问问看，我说不定能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女孩拧干一件衣裳，眼睛亮晶晶的，“女娃读书，到底有没有用？”
江楠蹲在那里，被一个十岁的孩子问住了。
江楠在何家乡待了三天。
王思佳扛着摄像机，把能拍的人都拍了个遍。村小的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一个人教三个年级，住在学校的楼梯间里。他给她们看花名册全校四十七个学生，三十二个是留守儿童。去年还有五个女孩，今年只剩两个。
“这些孩子不是不聪明，”老师把花名册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个名字说，“就说这孩子吧，去年期末全县联考，她比镇上的孩子都考得好。她爹妈在广东的制衣厂，去年回来过年，说女孩子读多了书也嫁不出去，过了年就把人带走了。”
江楠问：“带去哪了？”
“跟她妈去制衣厂了，”老师说，“才刚满十六岁。”
江楠没说话，当年玉霞离开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年纪。
她站在田埂上，心里百感交集，忽然很想给自己的母亲打个电话。
第二天，江楠借了村口小卖部的电话。山里头信号不好，她爬到山坡上，把手机举过头顶，才勉强找到一格信号。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江楠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
“妈，是我。”
“楠楠，”何兰芝的声音立刻扬了起来，又急又喜，“你在哪呢？怎么这么久才打电话？国外还好吗？钱够不够花？”
江楠攥着手机：“妈，我回国了，我在嘉川。我都挺好的，就是想你了。”
“想家就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何兰芝没有多问，也没有责怪江楠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心里只有女儿回家的喜悦。
挂了电话，江楠在山坡上坐了很久。王思佳从坡下爬上来，气喘吁吁地喊她去拍落日。她抹了把脸，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晚上，江楠在借住的农家写解说词。台灯是十五瓦的，飞蛾绕着灯罩打转。她在纸上写——
在何家乡，四十七个孩子里有三十二个见不到父母。他们中有成绩最好的女孩，有最会干活的女孩，有把弟弟从一岁背到七岁的女孩。她们不是没有名字，她们叫盼娣，叫招娣，叫来娣。她们的名字里，装的都是别人。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把最后一句划掉，重新写。
她们的名字里，装不下自己。
节目播出那天，台里的热线电话从八点响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市里的报纸用了半个版面，教育局打来电话说要下来核查，一家服装企业说要资助何家乡的女童复学。还有几个匿名电话，往台里的账号里打了钱，留言只有一句，给盼娣买书包。
回访那天，江楠又去了何家乡。
招娣重新背上了书包。她站在校门口等江楠，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衣裳，头发却梳得整整齐齐，别着个红色的发卡，是江楠上次走的时候留给她的。
“姐姐，”她跑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我昨天考试了，你猜我考第几？”
“第一？”
“对，”女孩笑得露出两个小虎牙，“老师说了，我要是一直这么考，就能考到县里的中学去。姐姐，我以后也要上电视，当记者，替别的小孩说话。”
江楠蹲下来，替她把跑歪的发卡扶正：“好。姐姐在电视台等你。”
那天回来的路上，王思佳忽然说：“姐，你知不知道，现在台里人都管你叫什么？”
“什么？”
“说真话的记者，”王思佳看着她，“从你写公开信那会儿起，大家就这么叫了。”
江楠没接话，只是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稻田。名声是个奇怪的东西，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可她心里清楚，名声会旧，报道不会。一个招娣回了学校，还有十个、一百个盼娣，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她想，这个节目，得一直做下去。
她也想，这回，真的可以回家看看母亲了。
“作为民生新闻栏目，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跟进基层一线，深入乡村、走访工地，实地记录人民真实生活状态。用镜头记录真实、用报道推动改变、用舆论守护普通人的权益与温暖。”
“愿每一份辛苦付出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个留守童年都能被温柔照亮。本期新闻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何兰芝关掉电视机，心头百感交集。
这是她的女儿。
她为她的女儿，深深自豪着。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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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重逢的故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