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掌天下财赋。度支、盐铁、户部各占一院，衙署连成一片，门前蹲着两只石狮子，张牙舞爪，很是威风。门房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儿，正蹲在台阶上喝粥，一抬头看见这匹瘦马和穿着旧袍的年轻人，筷子顿了顿，略一思索，心中有了猜测。
门房放下碗，说道：“这位相公，走错门了吧？贡院在东边。”
年轻人翻身下马，从怀中取出一封文书，递了过去。门房接过，眯着眼看了片刻，顿时变了脸色。他慌忙起身，粥碗差点打翻，连声道：“江大人，江大人恕罪，小的有眼不识......”
“无妨。”年轻人说，“劳烦引路。”
年轻人正是江凌寒，表字自青。大雍八十三年新授的勾当三司度支勾院公事，从六品。整个三司衙门里最低的品级之一。
门房引着他穿过三道门、两重院落，最后在一间偏厢前停下。偏厢门板上的漆已经剥落了大半，窗纸破了个洞，往里看，案上堆着半人高的卷宗，积灰厚得能写字。
“江大人，”门房讪笑，“度支勾院在修缮，这是临时腾出来的。您看……”
“很好。”江凌寒说。
门房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料到这个新来的年轻大人这么好说话。他又偷眼打量了一番，江凌寒正把书箱从马背上卸下来，自己动手，没用老仆帮忙。书箱落地时磕了一下，里面露出一角泛黄的纸页，密密麻麻全是小字。门房识字不多，只瞥见“钱谷利害”几个字，也没往心里去。
老仆周慎将马和驴都拴在偏厢外的槐树上，端了盆水进去擦洗桌案。江凌寒站在门口，看着这间偏厢。窗纸破，可以糊。积灰厚，可以擦。案牍堆积如山，他走进房间，随手翻开最上面的一卷，指尖触到一层灰。
《市舶司岁入账》，大雍八十年。
他翻开账册的第一页。上面列着泉州、广州、明州三处市舶司的岁入，香料、丝绸、瓷器、珍珠，每一项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翻了几页，忽然停住了。
大雍八十年，泉州市舶司征收的香料税是四万二千贯。但下一页的汇总表上，入库的数字却是三万五千贯。少了七千贯。他记得三司总账上，当年泉州香料税入库记载也是三万五千贯，这笔差额，在账面上被人抹平了。
“少爷，”周慎端了茶进来，“水是刚从井里打的，茶叶是咱们自己带的。您先将就。”
江凌寒没有抬头：“周叔，你记不记得大雍八十年，泉州那边出过什么事？”
周慎端着茶盘的手微微一顿。只是一瞬，但江凌寒看见了。
“老奴一直在泰州，”周慎说，“泉州的事，不大清楚。”
江凌寒不再问了。他合上账册，接过茶盏。茶不过是寻常粗茶，入口涩得很，他却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那神情，竟像在品明前龙井。
窗外有人影晃动，那是度支勾院的同僚，三三两两凑在廊下，往偏厢这边张望。江凌寒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三司度支勾院原有勾当公事三人，他是第四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告身文书上写得清楚：以《钱谷利害书》得宰相范纯赏识，特奏辟入三司。
一个靠写书入朝的年轻人，没有门第，没有同年，没有座师。在长安城的百官眼里，这样的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少爷，”周慎压低声音，“要不要先去拜访赵副使？”
度支副使赵崇古，是江凌寒的顶头上司。按规矩，新官到任，第一日就该去拜见。
“不急。”江凌寒说。
他翻开第二本账册。这一翻，就翻到了天黑。
掌灯时分，偏厢外来了个穿绿袍的吏目。吏目敲了敲门框，笑眯眯地说：“江大人，赵副使有请。”
赵崇古在正堂端坐。他年近五十，面容清瘦，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案上摆着江凌寒的履历，一份薄薄的文书，寥寥几行字。
“江自青，”赵崇古念着履历上的表字，“升州通判任上，审计本州钱谷、稽查茶盐专卖，三年无差错。著《钱谷利害书》七卷，范相亲自批阅，‘可采’。”
他放下文书，打量着堂下站着的年轻人。
“你今年多大？”
“二十五。”
“二十五岁，从六品。”赵崇古端起茶盏，“本官二十五岁时，还在户部做录事。”
江凌寒没有说话。
“范相赏识你，本官自然不会为难你。”赵崇古呷了口茶，“但三司不是写书的地方。账本上的数字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你那一套......”他指了指案上那本《钱谷利害书》的抄本，“在地方上管用，在三司未必。”
“下官明白。”
“明白就好。”赵崇古放下茶盏，“你的差事，是审计淮南路的漕粮账目。前任勾当公事积压了三个月的卷宗，都在你屋里堆着。什么时候审完，什么时候再接新差。”
三个月积压的卷宗，堆了半间偏厢。这显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审完的。赵崇古在给他下马威。
江凌寒面不改色：“下官领命。”
他退出正堂时，赵崇古又叫住了他。
“自青，”赵崇古的声音忽然放缓了，“你在升州和杭州做得不错。但长安是长安。有些人，有些账，碰不得。你年轻，前途无量，别走错了路。”
江凌寒拱手：“多谢大人提点。”
他转身出门。廊下的灯笼被夜风吹得摇摇晃晃，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老仆周慎提着灯笼等在门外，见他出来，低声问：“少爷，回去？”
“回偏厢。”江凌寒说，“今晚把淮南路的卷宗搬出来。”
夜过三更，偏厢的灯一直亮着。
周慎守在门外，听着里面翻纸的声音，哗啦，哗啦，不急不躁。仿佛回到十三年前的金陵，少爷也是这样，在油灯下一页页翻着老爷留下的账本。那是灭门前夜，江知远把一本密账塞给他，说：“老周，如果我明日不回来，把这本账交给凌寒。告诉他，别急着报仇，先读书，考上功名。有了功名，才有说话的地方。”
后来江知远真的没有回来。满门十四口全都丧命于一场大火，只活了五个孩子，加上他这把老骨头。
周慎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
偏厢的门忽然开了。江凌寒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卷账册。
“周叔，”他说，“大雍八十年，泉州市舶司香料税短少了七千贯。这笔账没有核销记录。我要查当年经手的官员。”
周慎接过账册，翻开看了看。灯火下，他的老脸看不出什么表情。
“少爷，”他合上账册，“老奴记得，那年泉州市舶司的录事，姓师。”
江凌寒没有说话。他望向窗外，夜已深，长安城的万家灯火现在只是融在夜色中的一片漆黑。
姓师。大雍八十年，那是师崇让的人。
三天后，深夜
江凌寒合上账册，又拿起另一本。偏厢的灯油续了第二次，窗外已经响起了更夫的打梆声。三更天了。
周慎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案角上。
“少爷，歇了吧。”
江凌寒应了一声，手却没有停。他在看大雍六十九年的市舶司账目。那一年的香料税又短少了，不是几千贯，是几万贯。而且短少的数字，被一笔“海防修葺”的支出抵掉了。
江凌寒：“海防修葺？”他记得那时泉州港的海防三年没动过工，那这银子修到哪里去了。
江凌寒的手指按在那行数字上，指尖冰凉。
“周叔，”他开口，“老爷当年说的海防工程，师崇让报了多少银子？”
周慎沉默片刻：“五万两。”
“账上也是五万两。”江凌寒说，“但工程从未动工。”
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如水。但这平静底下，是压了十三年的东西。
“找到这笔钱的去向，”他说，“就找到了师崇让的第一个窟窿。”
偏厢外，长安城还在沉睡。但有些人，已经醒了。
周慎看着灯下的少爷，忽然想起当年在金陵城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那时江凌寒还是个孩子，浑身是伤，饿得只剩一把骨头，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和现在一模一样。
他端起已经凉了的粥，悄悄退了出去。
长安城另一边，大理寺的灯亦亮了一夜。
值夜的书吏已经习惯了，谢大人不熄灯，他们就得候着。几个书吏蹲在廊下烤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这个月第几回了？”
“第十七回。”一个年轻书吏掰着指头数了数，“谢大人上任三年，把过去十年积压的卷宗翻了个遍。你们说他图什么？”
“图什么，图升官呗。三元及第，二十六岁就做到大理寺正，再往上升就是大理寺少卿，将来入政事堂也不是没可能。”
“他要真想升官，审几个王爷高官的大案不比翻旧卷宗强？你看看他翻的都是什么，常州推官谢伯安案，大雍七十二年的。金陵江知远案，大雍七十年的。全是没人碰的陈年旧账。”
蹲在最边上一直没吭声的老书吏忽然开口：“谢伯安是他爹。”
几个书吏同时闭了嘴。
老书吏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他爹当年是常州推官，因为追查一桩粮草案，被人反咬一口，革职下狱，瘐死狱中。那年谢大人十四岁。九年了，你们以为他在翻旧账，他是在翻他爹的命。”
廊下安静下来。炭火在盆里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在青砖上，闪了闪就灭了。
谢昶放下手中的卷宗，揉了揉眉心。卷宗上是一桩旧案—常州推官谢伯安，九年过去了，他考中状元，自请外放常州通判，三年任满回朝，升大理寺丞，又三年，升大理寺正。
他一直在查他父亲的案子。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
此刻，两盏灯，隔着小半个长安城，在同一个月夜里亮着。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有些路，注定要汇到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