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暑假来了。
对于小城里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暑假意味着一望无际的炎热、冰镇西瓜、暑假作业和漫长的无所事事。但对于郑安琪来说，这个暑假的意义完全不同——这是她和许伟强确定彼此心意之后的第一个夏天。
期末考试前的那个周末，他们在那片萤火虫飞舞的山坡上说了那些话之后，一切都变了。但仔细想想，一切又好像没变——许伟强还是每天都来五金店，还是坐在那张用胶带缠过的塑料凳上，还是会在吃饭的时候帮郑建国洗碗。唯一的区别是，现在他洗碗的时候，郑安琪会站在旁边帮他递洗洁精。他们的手指偶尔会在水池里碰到，每次碰到，两个人都会同时缩手，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耳朵尖会红。
郑建国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晚饭的菜多炒了一个，把许伟强的那碗面条里的荷包蛋从两个加到了三个。
暑假第三天，许伟强把摩托车骑到了五金店门口。化油器还是没调好——上次郑建国帮他调了一次，好了一阵，现在又出毛病了，发动机怠速的时候忽高忽低，排气管偶尔还会放炮。郑建国拿着螺丝刀蹲在摩托车旁边，把化油器拆下来清洗了一遍，又调了油针的位置。
“混合气还是偏浓。你看看这个火花塞——”郑建国把拆下来的火花塞举到许伟强面前，电极上有一层黑乎乎的积碳，“烧得太黑了。油针再往下调一格。”
许伟强蹲在旁边认真地看。他穿着那件洗过很多次的白衬衫——就是六月二十八号那天第一次穿的那件，袖口已经有点毛边了，但他还是舍不得扔。他接过郑建国递来的扳手，小心翼翼地调整油针的位置，手指沾满了机油，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郑安琪坐在店门口的塑料凳上写暑假作业。英语暑假作业是一本阅读理解，每天做一篇。她手里握着笔，但半天没写一个字，因为她的目光全落在蹲在摩托车旁边的两个人身上。她爸在教许伟强怎么调化油器，口气跟教徒弟没什么两样——“再往下拧半圈，别拧太多，慢慢试”。许伟强拧扳手的时候用力过猛，螺丝滑了一下，扳手差点砸到自己手指。郑建国没有骂他，只是接过扳手重新示范了一遍。示范完又把扳手递回去，让他再做一次。
这是一种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的认可。郑安琪知道，她爸教许伟强修摩托车，跟送他那把扳手是同一个意思——他把这个少年当成了自己人。
“老郑，”许伟强一边拧螺丝一边问，现在他已经很自然地叫“老郑”了，虽然偶尔还是会口误叫成“叔叔”，“这个怠速调到多少合适？”
“一千二左右。你那耳朵应该听得出来，我上次听你给赵志鹏他家的三轮车调怠速，油门一轰你就知道是偏高了还是偏低了。你这耳朵灵得很。”
许伟强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被夸奖的感觉对他来说依然不太习惯。
化油器调好之后，摩托车怠速平稳了很多，排气管的声音也从突突突变成了有节奏的突、突、突。许伟强骑上去在店门口来回跑了两趟，脸上的表情像刚得到新玩具的小孩。他骑回来在店门口停下，单脚撑地，冲郑安琪偏了偏头。
“上来试试。”
“我作业还没写完——”
“暑假还长着呢。”
郑安琪看了一眼郑建国。她爸已经回店里去了，正站在柜台后面翻账本，背对着门口。但郑安琪注意到他翻账本的动作停了一下，脑袋微微往门口偏了一点——他在听。
她放下笔，上了摩托车后座。这一次她的手没有攥他的衬衫下摆，而是大大方方地搂住了他的腰。
摩托车沿着老街驶出去，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老街上的人影和店铺向后退去，速度快得像一卷被快进的胶片。郑安琪把头靠在许伟强的后背上，透过薄薄的T恤，她能感觉到他脊椎的温度和他呼吸时胸腔的起伏。他加速的时候腰腹会微微收紧，减速的时候又放松下来。她闭着眼睛，觉得这比任何言语都亲密。她的掌心贴在他的小腹上，感觉到他每一次换挡时肌肉的微微抽动。那是一种无声的交流——他甚至不需要回头，只需要通过油门的大小和身体的倾斜，就能告诉她前面是要转弯还是直行。
她睁开眼睛，看见后视镜里许伟强的眼睛弯了一下。他在笑。她也在笑。两个人隔着后视镜对视了一秒，然后又同时移开了目光。
整个暑假，许伟强几乎每天都泡在五金店里。
早上九点左右，他的摩托车声就会在老街巷口响起。郑安琪已经学会分辨这辆摩托车的声音了——它的排气管有轻微的漏气，音色跟别的摩托车不一样，带一点低沉的沙沙声。每次听到那个声音，她的心跳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一拍。
他来了之后，有时候帮郑建国搬货、整理货架，有时候在店门口的空地上继续捣鼓那辆永远也修不完的摩托车。他把前挡泥板换了——去废品站淘了一个尺寸差不多的，喷了红漆，虽然颜色跟车身不太匹配，但总比歪着的好看。他又换了刹车片，调了链条，把松动的后视镜拧紧了。郑建国偶尔指点两句，大多数时候让他自己摸索。他说修车这东西，光看没用，得自己动手，错了再改。
下午三点左右，太阳没那么毒了，他们会去河堤上跑步。郑安琪穿着那双白色跑鞋——鞋底已经磨薄了一些，但比她那双破了洞的白球鞋还是好太多了。她现在的体能比两个月前好了不止一个档次，三千米已经能轻轻松松跑下来了，配速也提了不少。许伟强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直在前面带着她跑，有时候会跟她并排跑。两个人肩并肩跑在河堤上，胳膊偶尔碰到一下，谁也不说话，呼吸声和脚步声此起彼伏地交织在一起。
跑到终点的老榕树下，许伟强会从摩托车的后箱里拿出两瓶水——一瓶冰的给自己，一瓶常温的给她。他记得她说过喝冰的容易胃疼。这个细节她只随口提过一次，但他记住了。
然后他们会坐在榕树下的石头上休息。河面上的风吹过来，带着水草微微的腥味。两个人并肩坐着，不说话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更舒服。郑安琪发现，和许伟强在一起的快乐不在于他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而在于这些琐碎的、重复的、毫无目的的日常——看他在水池边洗碗时笨手笨脚地倒洗洁精，听他在货架间清点螺丝时嘴里念念有词，在河堤上和他并肩跑步时听着两个人的脚步声逐渐同频。这些时刻太普通了，普通到她在日记本里都不好意思写。但她知道，这才是她最珍视的东西。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许伟强带她去学校后面的那片废墟。
那是废弃的教学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大半，地上的水泥裂缝里长出了膝盖高的野草。晚上这里黑漆漆的，风穿过没有玻璃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郑安琪跟在他身后，手指勾着他的衣角。
“怕不怕？”许伟强回头问。
“不怕。”
“真不怕？”
“你在嘛。”
许伟强没说话，但嘴角弯了一下。他带她爬到顶楼。楼梯扶手已经锈断了，台阶上散落着碎砖和旧试卷，墙上的黑板还留着几行没擦干净的粉笔字。顶楼的天台空荡荡的，头顶是浩瀚的星空。小城的灯光在远处明明灭灭，河面上的月光碎成无数片银色的鳞片。
“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这儿。”许伟强坐在天台的边缘，双腿悬在空中，“一个人。看星星。有时候想，我爸要是没摔下来，我现在应该在省体校，可能在全国中学生田径赛上拿奖。”
郑安琪在他旁边坐下。她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
“你不安慰我两句？”许伟强侧过头看她。
“你不需要安慰。”郑安琪说，“你只是需要一个听你说话的人。”
他看了她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揉了揉她的头发。不是那种痞气的揉，是很轻很慢的揉，手指穿过她的发丝，像在触摸一件珍贵的东西。
“郑安琪。”
“嗯？”
“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他说完就转过头去看星星，留给她一个微微泛红的耳廓。那颗耳廓在夜色里格外明显，像一颗烧红的小炭。郑安琪低下头，嘴角翘了老半天，怎么都压不下去。
七月下旬的一天，许伟强忽然跟她说，要带她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天他破天荒地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推着那辆破自行车来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他带着她沿着河堤骑了很久，又拐进一条她从来没走过的小路。路两边是成片的老厂房，烟囱高耸但早已停止冒烟，车间墙壁上刷着褪色的红色标语。野猫在废墟间穿行，看见他们来了，懒洋洋地叫了一声，然后钻进了一个破碎的窗户。
“这里以前是纺织厂。我爸年轻时在这里当过机修工。”许伟强说，指了指其中一栋最大的厂房，“我妈也是在这里认识我爸的。她是挡车工，我爸修机器的时候把她那台针织机弄坏了，赔了一个月工资。”
郑安琪想象着少年时代的许伟强父母——一个莽撞的年轻机修工弄坏了挡车姑娘的机器，赔了全部工资，也许还偷偷多看了人家几眼。那个故事发生在这些生锈的钢梁之间，被机油味和棉絮味包裹着，和许伟强现在讲述它时漫不经心的语调形成了某种温柔的对比。
自行车在一栋最破的厂房前面停下来。厂房的铁皮屋顶塌了一半，墙壁上的砖头被撬走了不少，露出里面生锈的钢梁。但厂房的墙上开满了紫藤花。藤蔓从房顶垂下来，把那些破败的砖墙和锈蚀的钢架都盖住了，紫色的花一串一串的，在午后的阳光下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空气里弥漫着紫藤花淡淡的甜香，和厂房废墟里残存的那点机油味混在一起，成了一种奇特的、专属于这个地方的味道。
“我爸说这棵紫藤是他进厂那年种的，快三十年了。厂子倒了，人都走了，就它还活着。”许伟强把自行车靠在一棵老槐树上，从后座上取下那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块三明治和两瓶汽水。
他们在紫藤花下找了一处还算平整的地面坐下来。脚下是碎砖和杂草，头顶是紫色的花海。阳光透过花瓣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紫色光点。郑安琪咬了一口三明治——面包有点干，火腿肠切得很厚，沙拉酱挤得歪歪扭扭的。
“你自己做的？”她问。
“嗯。我妈上夜班的时候我自己做早饭，习惯了。”许伟强拧开汽水递给她，“好吃吗？”
“好吃。”
“你撒谎都不会撒。面包边都硬了，我早上烤糊了一面，把糊的刮掉了。”
“那也好吃。”
许伟强嗤了一声，转过头去喝汽水。但她看到他的耳尖又红了。
他们在紫藤花下坐了很久。许伟强跟她讲了很多关于这片厂房的事——他小时候经常跑来这里玩，爬那些废弃的机器，在锈迹斑斑的传送带上走来走去。他爸还没受伤的时候，偶尔会带他来这里，指着一台台报废的纺织机说“这台是我修的”“那台的齿轮也是我换的”。他爸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像是那些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转着，像是这个厂房还活着。
郑安琪安静地听着。她发现许伟强在说起过去的时候，声音会变轻，语速会变慢，像是怕打扰那些沉睡的记忆。他不是一个善于倾诉的人，但他正在学——正在学着把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些东西摊开来给她看。
“我以前觉得，”许伟强靠在紫藤花藤上，仰头看着垂下来的花串，“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没前途，没希望，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所有人都觉得我是渣滓，我就当渣滓好了。”
他转过头来看着她。
“但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郑安琪问，虽然她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
“因为你。”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轻，但眼睛直直地看着她，没有丝毫躲闪，“因为你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不想让你失望。”
郑安琪低下头。她的视线模糊了，紫藤花的光斑在水雾中变成了一团团紫色的光晕。她握住了他的手。粗糙的、掌心里全是茧的、修过三轮车链条也打过架的手。那只手僵了一秒，然后翻过来，和她十指相扣。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当当地落进了那个夏天的午后。
紫藤花在风中轻轻摇曳，落下了几朵小花。一朵落在她的头发上，他伸手轻轻拈下来，放在她掌心里。
“留着。”他说。
她把那朵紫藤花夹进了日记本里。和萤火虫的翅膀放在同一页。那页纸上后来多了一行字——“他说，现在不想了。因为我。”
暑假作业在八月初终于写完了。郑安琪合上最后一本练习册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把作业本摞好放在隔间的角落里，然后跑到店门口深吸了一口夏天的空气。空气里有柏油路面被晒化之后微微的焦味，有隔壁水果店烂芒果的甜腻味，还有五金店里永远散不尽的机油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她十六岁夏天的味道。
八月中旬的一天，许伟强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出现在店门口，神色不同寻常地兴奋。他没有熄火，单脚撑地，冲店里喊了一声。
“安琪！上车！”
“去哪？”
“去了就知道了。”
她上了摩托车。这一次他甚至没等郑建国点头——不是不尊重，是他太兴奋了，忘了。郑建国从店里探出头来，想说什么，摩托车已经拐过巷口了。他摇了摇头，把嘴里的烟掐了，小声念叨了一句“这小子”。
摩托车一路往城外的方向驶去。经过了河堤，经过了废弃的厂房，经过了一片又一片的农田。风吹过稻田，掀起一层又一层的绿浪。郑安琪搂着许伟强的腰，看着路两边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乡村。她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她一点都不担心。她信任他，像信任自己手里那把扳手一样。
大约骑了四十分钟，摩托车在一条河边停下来。这条河比城里那条更宽，河水更清，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河岸边有一小片沙滩，沙子不算细腻，混着些碎贝壳和小石子，但在小城已经算是稀罕景色了。沙滩上支着几把遮阳伞，有几个小孩在浅水区玩水。
“陈宇说这里有片野沙滩，我找了好几次才找到。”许伟强把摩托车停好，从后箱里拿出两条毛巾和一瓶防晒霜，“水不深，可以游泳。”
郑安琪站在沙滩上，看着碧绿的河水，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T恤和短裤。“我没带泳衣。”
“我也没带。就这样下水呗，反正天气热，一会儿就干了。”许伟强已经把T恤脱了，露出结实的上身。他的皮肤被一整个夏天的太阳晒成了深小麦色，肩膀上有几道旧伤疤——那是打架留下的，颜色已经淡了。他把毛巾往肩上一搭，看了郑安琪一眼，又迅速移开了目光，补了一句，“你先下，我在这边等着。”
郑安琪红着脸脱了鞋，把那双白跑鞋整整齐齐地放在沙滩上，赤脚走进河里。水很凉，脚下的鹅卵石滑溜溜的。她一步一步往深处走，水没过膝盖，没过腰，最后没到了胸口。她深吸一口气，把整个人沉进水里。清凉的河水包裹了她全身，暑气在这一瞬间全部消散了。
她浮出水面，回头看岸上。许伟强正坐在沙滩上，膝盖上放着她那双白跑鞋。他在低头看那双鞋的鞋底，手指轻轻摸着鞋底磨薄的位置。郑安琪的心软了一下。那是他攒了一百二十块钱买的鞋。她在跑道上、在河堤上、在老街上穿着它跑了整整一个夏天，把鞋底磨薄了。他看着磨薄的鞋底，也许在想——她穿着它跑了很多路。也许在想——该再买一双了。
“你不下来吗？”她冲他喊。
许伟强把鞋放回原处，站起来，做了个拉伸动作，然后冲进河里，用了一个标准的起跑姿势——那大概是他田径队时期的习惯。水花四溅，他扑通一声扎进河里，像一条回归水里的鱼。他游泳的姿势很漂亮，自由泳，划臂有力，打水均匀，速度很快。她看着他像一条鱼一样从远处游回来，在水里翻了个身，露出被太阳晒得发亮的脸。
“水怎么样？”
“舒服。”
他们并肩浮在水面上，仰头看天。天空蓝得刺眼，几朵白云慢慢地从头顶飘过。四周安静得只剩下河水流动的声音和远处小孩的嬉笑声。
“我爸最近在教我修车。”许伟强说，声音在水面上显得格外清晰，“不是摩托车，是汽车。他有个工友在修车厂上班，说可以收学徒。我爸说等我拿到初中毕业证，就带我去拜师。”
“你拿到毕业证了吗？”
“拿到了。勉强及格。王老师说运动会给班级加了分，平时分多给了点。”他顿了顿，“我觉得她也没那么讨厌。说不定那天在教务处她帮我说话的时候，是真的在帮我。”
“王老师其实人不坏。”郑安琪说。她想起那个在办公室里对她说“离许伟强远一点”的班主任。当时她觉得那是一种偏见。但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真的是一种保护——怕她受影响，怕她被牵连。只是那种保护里没有对许伟强的公平。
“那你呢？”许伟强问她，“开学就初三了。你打算考高中吗？”
郑安琪在水里翻了个身，从仰泳变成踩水。她看着远处的河岸线，认真地想了想。
“我想考职高。不是普通高中，是职高。学会计。”
“会计？”
“嗯。我爸的店需要一个管账的。他只会修东西，账本都是我来记，但他那个账记得太乱了，进货单和出货单全夹在一个鞋盒子里。我学了会计，就能帮他好好管账了。”她转过头看着许伟强，眼睛里有水珠，不知道是河水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我想把我爸的五金店做大。不是老街上那种小店面，是正经的五金建材店。到时候你要从我家进货，不是小打小闹的批发价，是签合同的那种。”
许伟强愣住了。然后他笑了。不是痞笑，不是轻笑，而是一种被未来击中之后发自心底的、灿烂的笑。他伸手在水下握住了她的手。
“说好了。你学会计，我学修车。你管账，我干活。你批发扳手，我开店。咱们——”
他忽然停住了，耳尖开始泛红，假装呛了一口水，把头埋进水里呼噜呼噜地吐泡泡。
“咱们什么？”郑安琪追问。
“没什么。”他的声音从水下传上来，闷闷的。
但郑安琪觉得她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了。因为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也偷偷写过那两个字。写完之后用橡皮擦掉了，但纸面上还留着两个很轻很淡的凹痕。那两个字是——“咱们”。
“咱们”是一个比“我”和“你”更重的词。它不是承诺，不是誓言，而是一种未来的共同体。像是已经默认了，在接下来的人生里，他们要一起做很多事情——一起开店，一起算账，一起在河堤上跑步，一起在紫藤花下喝橘子汽水。
傍晚，他们骑着摩托车回城。夕阳把河水染成了橘红色，和萤火虫那个晚上的颜色一模一样，和运动会上跑道的颜色也一模一样。郑安琪靠在许伟强背上，头发被风吹得乱飞。她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
“许伟强！”
“嗯？”
“开学以后，你是不是就不坐在最后一排了？”
“为什么？”
“因为你成绩及格了。王老师可能会把你调到前面去。”
许伟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她差点从摩托车上摔下去的话。
“那就更得坐后面了。”
“为什么？”
“坐后面才好看你后脑勺。”
郑安琪的脸红透了。她用力捶了一下他的后背，他哈哈大笑，笑声被风吹散在夕阳里。那是她听过的最肆无忌惮的许伟强的笑声。不是冷笑，不是嘲笑，不是自嘲，而是一个卸下了所有防备的少年被快乐击中之后的大笑。
摩托车突突突地驶过石桥，驶过老街，在五金店门口停下来。郑建国坐在门口抽烟，看见两个人晒得通红的脸和湿漉漉的头发，什么都没问。
“厨房里有绿豆汤。冰的。自己去盛。”
许伟强把头盔摘下来挂在车把上，跟在郑安琪身后进了店里。路过郑建国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老郑。”
“嗯？”
“开学以后我想每个周末来店里帮忙。不要工钱。就当是抵你教我修摩托车的学费。”
郑建国抽了口烟，把烟头摁灭在易拉罐里。他站起来，拍了拍许伟强的肩膀。两个手掌同样粗糙的手在那个傍晚碰在了一起。
“成交。”
郑安琪在厨房里盛绿豆汤，透过窗户看见院子里这两个男人并肩站在一起，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的眼眶有点热。她低下头，把绿豆汤盛满，端了出来。
三天后，暑假就要结束了。
最后那个周末，许伟强一整天都泡在五金店里。上午帮忙盘点库存——郑建国对着进货单念型号，许伟强在货架间穿梭点数，郑安琪在账本上记录。三个人配合默契，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中午一起吃了顿饭，郑建国破例做了红烧鱼——那是他专门去菜市场挑的活鱼，照着许伟强说过的那种做法，放了蒜瓣和干辣椒，酱油上色上得很重。许伟强吃了三碗米饭，把鱼骨头都嚼得干干净净。郑建国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转头看了郑安琪一眼，眼神里有笑意。
下午，许伟强把摩托车里里外外擦了一遍。车身、轮毂、排气管，甚至连链条都上了油。郑安琪坐在店门口的塑料凳上看着他擦车。他的动作很仔细，用旧毛巾蘸着肥皂水，一点一点地蹭掉车身上的油泥。擦到油箱那道划痕的时候，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这道划痕是我爸摔的那天留下的。”他说，语气平静，但手上的动作变得很轻，“他把车骑到工地，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之后，工友们用这辆车把他送到医院。路上太急了，撞了一下护栏。”
郑安琪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到摩托车旁边，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那道划痕。划痕很深，底漆都露出来了。
“你可以把它补上。”她说。
“不想补。”许伟强低着头继续擦车，“留着。提醒我自己。”
“提醒什么？”
“提醒我再也不要让身边的人受伤。”
擦完车，许伟强说要带她去一个“老地方”。郑安琪以为又是紫藤花厂房或者萤火虫空地，但他骑着摩托车带她去了城南中学。
暑假的校园空荡荡的。操场上的跑道被晒得发白，篮球架上的网破了，在风里轻轻摆动。教室里没有人，桌椅都罩着防尘布。教学楼走廊里的名人名言牌落了灰，“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勤”字掉了一个角。他们翻过操场后面的围墙——许伟强熟练地翻过去，然后伸手接她。她踩着他的肩膀下来，他的手扶着她的腰，让她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教室里，他们的座位还是老样子。她的课桌在第三排靠墙的位置，他的在最后一排靠窗。桌面上那把刻歪了的扳手还在，X和Z的字母也还在，被一个暑假的灰尘盖了一层，他用手掌抹了抹，那些刻痕又清晰起来。
“下学期我们就不在一个班了。”许伟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窗外。
“为什么？你要转学？”
“不是转学。是分班。初三要分快慢班，按期末成绩和综合评定分的。我被分到慢班。教导主任说我的档案太差了，快班不收。”
郑安琪愣住了。她当然知道初三要分班，但她从来没有把这个规则和许伟强联系到一起。在她的潜意识里，他们永远会在同一个教室里，她永远会在假装捡橡皮的时候偷偷往后看一眼。但现在这个安排被摆在了面前——快班在三楼，慢班在一楼。他们之间隔了两层楼的距离。
“我可以申请去慢班。”她说。
“你疯了吧。”许伟强皱起眉头，语气变得严肃，“你成绩中等，能进快班就去快班。你爸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去慢班混日子的。你不是说要考职高学会计吗？慢班的教学质量考不上职高。”
“可是——”
“没有可是。”他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他比她高了一个头，低头看着她的时候，表情认真得不像是那个什么都不在乎的痞子。“郑安琪，你要好好读书。你要考职高，要学会计，要把你爸的店做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管账，我干活。你不能半路掉链子。”
“那我们还能见面吗？”
“废话。”许伟强忍不住笑了一下，“我就住城北，你就在老街，我还有个永远修不完的摩托车。隔了两层楼你就找不着我了？”
郑安琪也笑了，但鼻子有点酸。她低头看着桌上那把刻歪的扳手，用手指沿着刻痕慢慢地描了一圈。
“以后没人往你桌洞里塞碘伏了。”她说。
“我不用碘伏了。”许伟强伸出手，把她额前一缕碎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轻很慢，指尖微微发颤。“我说过，不会再让自己受伤了。”
郑安琪抬起头看着他。教室里的光线很柔和，黄昏的阳光透过脏兮兮的窗户照进来，在两个人之间画了一道金色的光带。她想起了去年春天那个黄昏——他在校门口踢飞石子，她蹲在地上捡书，夕阳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橘红色的光。那时候她只是偷偷地望着他，连话都不敢说。而现在，他站在她面前，手指还停留在她耳边，眼神里全是温柔。
“走吧。”许伟强收回手，转身往教室门口走去，“再不走天黑了。”
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夕阳从他背后照过来，和去年春天一模一样。
“郑安琪。”
“嗯？”
“分班了不代表我会放过你。课间操的时候我会从一楼往三楼看。你要是没站在队列里，我就上来找你。”
他的语气恢复了那种痞痞的调子，但嘴角的弧度出卖了他——那不是威胁，是许诺。是在说“不管分到哪个班，我都会找到你”。
郑安琪跟在他身后走出教室。走廊里的鞋底声哒哒地响着，回声在空荡荡的教学楼里来回弹跳。走到楼梯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初二（三）班的班牌，心里涌起一个说不上是甜还是酸的念头——这个教室里装着他们之间所有笨拙的试探和秘密。碘伏。棒棒糖。刻歪的扳手。勾过的小指。而现在，这些东西都将被封存在这间布满灰尘的教室里，成为过去。
但他们是带着过去往前走的。她没有哭。因为她知道这不是结束。这只是换了一个教室，换了楼层。他还是那个会在夕阳里为她踢飞石子的人，她也还是那个会往他桌洞里塞碘伏的人。两层楼的距离，比她从老街跑到河堤终点的距离短多了。而那个距离，她已经跑了一个夏天。
两天后，开学了。
初三（快班）在三楼，教室比原来的大，窗户朝向操场，阳光很好。郑安琪的新座位在第四排靠窗——和王老师安排的一样，她这次坐在了窗边。张晓雯也被分到了快班，坐在她前面一排，两个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原地转了三圈。新班主任姓李，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语文老师，说话慢条斯理的，第一堂课就让所有人写了一篇《我的理想》。郑安琪写的是五金店和会计，李老师在评语里画了一个红色的圈，写了个“好”。
课间操的时候，所有班级在操场上列队。快班的位置在操场最左边，慢班在最右边。他们之间隔了整整一个操场。但郑安琪看到了他——许伟强站在慢班的最后一排，比周围所有人都高了半个头。他正在跟赵志鹏说着什么，然后抬起头，视线越过整片操场，找到了三楼靠窗的位置。
他笑了一下。很轻很快，只有一秒钟。然后低下头继续跟赵志鹏说话。
但郑安琪看到了。她说好不哭的，但眼眶还是有点发酸。她转过头假装看课桌上的课本，那些公式和单词一个都看不进去。
下午放学的时候，郑安琪在楼梯口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郑安琪。”
她转头。许伟强靠在一楼的楼梯扶手上，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草莓味的。他手里还拎着另一根，递给她。
“课间操看到了吗？”
“看到了。”
“我站在慢班最后一排。你在三楼。挺远的。”他剥开棒棒糖的包装纸，塞进嘴里，腮帮子鼓起一个小包，“但眼睛还是能看到。”
郑安琪接过棒棒糖，拆开包装纸。草莓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和他第一次给她的那颗味道一模一样。
“走吧，送你去店里。”他推了停在教学楼门口的自行车，单脚撑地，等她坐上来。她侧身坐上后座，手自然地搂住他的腰。
自行车驶出校门，驶上老街的方向。路过石桥的时候，许伟强放慢了速度。九月的夕阳正好卡在桥栏杆的缝隙里，圆圆的一轮，红得像一颗正在燃烧的心脏。桥下的河水还在哗哗地流着，和昨天一样，和去年一样，和她五岁那年妈妈离开的那个傍晚一样。这条河见证过她太多东西——她的孤独，她的眼泪，她第一次跟在许伟强身后跑过石桥时的喘息，她坐在他摩托车后座上被风吹乱的头发。而现在它正在见证一件事——她没有失去他。他只是去了另一层楼。他们还在同一所学校里，同一片天空下，吃着同一种口味的棒棒糖。
“郑安琪。”许伟强忽然在前面开口。
“嗯？”
“我那个修车铺——以后会开在老街附近。离你家五金店不超过五百米。”
郑安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超过五百米怎么办？”
“那我把摩托车推过去。反正近。”
说完他自己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鼻梁微微皱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和去年那个叼着烟靠在电线杆上的痞子少年判若两人。
自行车拐过巷口，五金店的招牌在夕阳下泛着暖光。郑建国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正在给新到的货开箱。看见两个人过来，他把螺丝刀放在围裙口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灰。
“回来了？今天开学第一天，怎么样？”
“挺好的。”郑安琪从自行车上下来。
“那就好。”他看了许伟强一眼，朝他招了招手，“小许，进来。新到了一批扳手，你看看样品。以后你开修车铺要用的。”
许伟强愣了一秒，然后推着自行车走了过去。自行车链条咔咔地响，五金店的灯光从门里漏出来，把他和郑建国的影子投在门前的台阶上，一高一矮，分不太清哪个是父亲哪个是儿子。
郑安琪站在门口，看着这两个人低头研究货架上的扳手样品。她爸手里拿着一把新到的梅花扳手，正在跟许伟强讲解它的特点和适用的螺丝型号。许伟强认真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提问。夕阳在他们身后缓缓下沉，老街上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她把棒棒糖咬碎在齿间，碎糖渣扎在舌头上，微微的疼，但全部是甜的。
晚上，她在日记本里写下了新学期的第一页。
“开学了。他在一楼，我在三楼。课间操的时候，他隔着整片操场往三楼看。我看到他了。他拿棒棒糖在慢班的队伍里冲我晃了一下。我爸让他进来挑扳手样品，说以后修车铺要用。我们真的要一起开店了。不是小时候的玩笑话，是正正经经的规划——我考职高学会计，他初中毕业去修车厂当学徒。然后他在老街附近开修车铺，我管五金店的账，给他批发扳手。这个未来离我们还有好几年，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时间是这么值得期待的东西。以前我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现在我只想快一点长大。快一点到可以和他一起签进货合同的那天。”
她在日记的末尾画了一把小小的扳手，旁边写了一个“许”字。这次她没有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