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林屿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铺满了半张床。
他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睡着了。手心里空空的，两枚戒指不知什么时候滑落到枕头边上，挨在一起，被光照得发亮。
他坐起来，把戒指攥进掌心，然后下床。
推开卧室门的那一刻，他顿住了。
客厅不一样了。
窗子开着一条缝，初春的风从那里挤进来，把窗帘吹得轻轻鼓起又落下。窗玻璃亮得不像话，没有一丝灰尘，能清清楚楚看见外面玉兰树的枝条。地板也擦过了，瓷砖缝里那些积了很久的污渍不见了，整个房间都亮堂起来。
茶几上摆着一只玻璃瓶，瓶里插着几枝玉兰——不是折的，是从地上捡的，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旁边放着一本书，是他去年买回来一直没看完的那本，书签已经移到了后半部分。
他走进厨房。
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昨天那几滴米汤渍不见了。碗柜里，碗碟重新码放过，从小到大摞得整整齐齐。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签条，压着一个小小的银色书签。
他走近，看见便签上熟悉的字迹：
“粥在锅里，中午记得热一热。冰箱里有菜，够吃几天。窗台上那盆薄荷浇过水了，别浇太多，它怕涝。”
落款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日期——三月十九。
那是沈砚住院的前一天。
林屿站在冰箱前，把那几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字迹还是那个字迹，清瘦有力，写“粥”字的最后一笔习惯性地往上勾。他看了很久，忽然想起沈砚从不说“爱”。他说不出来。他只会做，做在看不见的地方。
窗台上的薄荷果然绿油油的，叶片上还挂着水珠，在阳光里亮晶晶的。
他转身去看锅里。电砂锅还在保温档上，打开盖子，白粥稠厚地冒着热气，米油白茫茫地浮着，和他每天煮给沈砚的一样。
他盛了一碗，坐在餐桌前。
对面沈砚常坐的那把椅子空着。椅背上还搭着他的一件灰色开衫，袖子垂下来，像是随时会有人把它穿走。
林屿低着头，一口一口把粥喝完。
粥还是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