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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岐黄春深[番外]

“沈记药材行”的匾额是新挂上去的,黑底金字,字体端正朴拙,并不十分起眼。

铺面不算大,但位置尚可,位于一条新旧铺面混杂的街巷中段,前头是热闹的茶楼,后头挨着几家裁缝铺和杂货店。

铺子刚开张月余,生意不算红火,却也陆续有了些熟客。

掌柜沈安,便是阿宁。

选择药材这行当,是他思虑许久的结果。

革命成功,民国肇建,他那个“沈安”的掩护身份已无需再承担过去的危险任务。

组织转入新的阶段,有的同志投身政界军界,有的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也有人如他一般,选择回归看似平常的生活。

郑先生曾隐晦地问过他意向,他只说想安定下来,做点实在营生。

药材,关乎人命,也需诚信。

这符合他经年累月养成的性子。

更重要的是,这行当静中有动,信息流通——各地药材行情、货品来路、甚至通过某些特殊药材的流向,都能隐约感知到远方的一些动静。

这让他觉得,自己并未完全与那个曾为之付出一切的世界隔绝。

他盘下这间铺子时,特意选了带后院和小阁楼的格局。

前厅是规整的柜台和药柜,按《本草纲目》分部陈列常见药材,干净利落。

后堂是处理药材、存放细货之处,也有一张书桌,上面除了账本,还有几本翻旧了的医书和药典。

阁楼则成了他的居所,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柜而已。

开药材行,光靠从前在绸缎庄的生意经不够。

他花了半年时间,像个最用心的学徒,跟着一位年迈的坐堂医师辨认药性,学习基本的炮制方法,又凭着细心和诚信,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进货渠道——广西的肉桂、云南的三七、四川的黄连、河南的地黄……

他不贪多,不求奇,但求地道、干净。

货比三家,亲自验看,账目清晰,童叟无欺。

渐渐的,“沈记”有了名声。

不是说它多大,而是街坊邻里发现,这沈掌柜抓药分量足,从不以次充好,对药材性状、配伍禁忌也能说得明白。

有贫苦人家来抓药,一时钱不凑手,他也常肯赊账,只是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却从不催逼。

他言语不多,但态度温和,眼神清正,让人莫名信任。

生意上了轨道,日子便如珠江水般,表面平静地流淌。

每日早起,开门洒扫,整理药材,接待顾客,核对账目,傍晚打烊后,在后堂灯下看会儿医书药典,或就着算盘核计些进出。

生活规律得近乎刻板。

只有极熟悉他的人——如果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或许能从他偶尔的走神,或望向某株药材时那片刻的凝滞中,窥见一丝深藏的过往。

又或者,从他虽独身一人,却将阁楼和后院打理得异常整洁,甚至会在窗台摆一小盆兰草的细节里,感受到某种坚持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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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广州,商业在动荡后渐渐复苏,但也乱象丛生。

有旧式商帮的倾轧,有新式公司的冲击,有军阀势力渗入商界,也有趁乱浑水摸鱼之徒。

曾有人见“沈记”生意稳当,想以“保护费”名义勒索,或想强入股分。

沈安既不硬顶,也不屈从,只是用他那份不卑不亢的沉稳,周旋化解。

几次之后,便少有人再来寻衅。

他也并非全然闭门做生意。

药材行常与各地商帮、甚至海外侨商有联系。

渐渐地,他以“沈记”为基点,建立起一张低调而有效的人际网络。

这张网不涉政治,只关商贸,但却能让他听到许多市面以外的声音:某地时疫流行,需大量某类药材;某处新军调动频繁,后勤采购有何动向;南洋侨商对国内投资既有热情也有顾虑;甚至某些关于地下药品流动的隐秘传言。

他只是听,记在心里,从不妄加议论,更不参与。

只有一次,一位从前在秘密工作中有过间接接触、如今在军政府某部门任职的故人,因家人急病,深夜来“沈记”叩门求药。

沈安默默抓了药,仔细包好,分文未取。

那人离去前,在门口驻足片刻,低声道:“沈老板,如今局面……仍需有心人。若有需要可靠渠道周转些‘特殊物资’的时候,或可想到旧相识。”

沈安只是微微颔首,“治病救人的药材,沈某这里倒是常备。大人慢走。”

他明白对方的意思。

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暗流。但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沈安”。

他只想守好这间药铺,在这飘摇的世道里,提供一个干净、可靠、能救人疾苦的角落。

这或许,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某种早已融入骨血的信念——让这人间,少些无谓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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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夏,广州时疫流行。

“沈记”药材行门前排起了队。

沈安带着两个可靠的伙计,从早忙到晚,按方抓药,价格公道,甚至将一些清热解毒的常用药材分包好,低价卖给实在困苦的人家。

他熬得双眼通红,却依然一丝不苟。

一日傍晚,队伍渐散,一个穿着学生装的少女扶着一位咳嗽不止的老妇人进来,说是祖母,看了几家医馆,药石罔效,听闻“沈记”掌柜懂些药性,特来求助。

沈安仔细问了病情,看了舌苔,沉吟片刻,从柜中取出几味并不昂贵、却配伍得当的药材,细细嘱咐煎服之法。

少女感激不尽,掏钱时却面露难色。

“先拿去用吧,”沈安将包好的药递过去,“病好了再说。”

少女含泪道谢,搀着祖母离去。

走到门口,忽然回头,朝着柜台后那个清瘦的身影鞠了一躬,“谢谢先生!您真是好人!”

沈安正低头整理柜台,闻声动作顿了顿,没有抬头,只是几不可察地轻轻“嗯”了一声,便继续手上的活计。

那晚打烊后,他照例在后堂灯下坐了一会儿。

窗外传来隐约的留声机声,放的是新式的学堂乐歌,调子欢快。

他听着,目光落在面前摊开的账本上,墨迹清晰,收支平衡。

良久,他合上账本,吹熄了灯。

阁楼窗台上的那盆建兰,在月色下吐着幽幽的、几乎闻不到的清香。

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显赫的名声。

他只是广州西关一个普通的药材行掌柜,沉默地经营着一方小小的天地,在时代的浪潮边缘,以草药微辛、秤杆公平、以及一份深埋于心的、对生命最基本的敬意与守护,静静地活着。

这或许,便是他为自己、也为记忆中那个温润如玉却投身烈焰的身影,找到的最妥帖的归宿与延续。

在弥漫着草药清苦气味的后堂里,在算珠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每一个平淡无奇却自有重量的日子里,过去与现在,牺牲与生存,以这样一种寂静而坚韧的方式,达成了某种和解与共生。

春去秋来,岐黄巷深。

而长明的心火,终是化作了人间烟火里,一缕熨帖的药香,无声地萦绕,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