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三千里路
阿箐是被一瓢冷水泼醒的。
水灌进领口，冰凉的，带着一股馊味。她猛地呛咳着睁开眼，入目是昏暗低矮的木梁，空气里混杂着汗臭、霉味和尿骚。她撑着地坐起来，手腕上一阵刺痛——麻绳勒得太紧，皮已经磨破了，血珠子渗出来，和绳子黏在一起。
她没顾上看手腕。她先看周围。
身边蜷缩着十几个年轻姑娘，有的还在昏睡，有的睁着眼默默流泪，有的眼神空洞地盯着墙壁，一动不动。阿箐飞快地扫了一圈，把每张脸都看了一遍。年纪最小的看着不过十一二岁，最大的不超过二十。
门被一脚踹开。一个脸上横着刀疤的男人走进来，手里拎着根木棍，棍头上沾着暗红色的印子。
阿箐的目光落在那道疤上。圩市上打量她的那个男人。她记住的那张脸，果然没错。她的目光往下移——他腰间挂着那个铜东西，一晃一晃的。和在圩市时一样。
“都醒了？”王疤脸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语气懒洋洋的，像在清点一批刚到的货物，“醒了就给我听好——从今天起，你们没有名字，没有爹娘，没有家。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高脚驴。”
高脚驴。
这三个字落在阿箐耳朵里，又冷又硬。
她身旁一个年纪稍小的姑娘怯生生地问了句：“什么是……高脚驴？”
王疤脸嘴角一扯，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就是你们。赶着走，赶着卖，赶着送。听懂了吗？”
阿箐听懂了。
高脚，是人长着脚，能走。驴，是牲口。高脚驴，是长了脚会自己走的牲口。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麻绳。绳结勒进皮肉，勒出一道深深的红痕。她把这三个字在心里放了放，收好。不是自轻自贱，是搞清楚自己现在的位置。当牲口能活，就先当牲口。活下来，再谈别的。
当天夜里，一行十几人被驱赶着踏入了深山。
往后数日，阿箐见到了这条路真正的模样。
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批新人被塞进队伍。过一段时间，又有一批人被带走，不知送往何处。每过一个窝点，就有新的人贩子来“看货”。翻手掌看茧子，捏脸颊看牙齿，拍胸脯看骨架，像挑牲口一样挑人。
阿箐被翻看过三回。每一回她都站得直直的，目光垂着，不哭不闹。她不让自己显得好欺负，也不让自己显得太扎眼。这两种都会招来额外的麻烦。
她默默观察着这伙人——一共五个，王疤脸是领头的，下手最狠；两个年轻一点的一个叫刘麻子一个叫黑狗，负责跑腿押人；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不怎么说话，管收钱。哪个窝点在什么地方，走了多少路，换了几拨人，她心里都清清楚楚。
这些事现在用不上，但她总觉得，多知道一点总比少知道一点强。
有一夜，阿箐认识了阿秀。
阿秀比阿箐大三岁，是上一批被拐来的，已经在路上走了很久。她眼睛底下常年挂着两团青黑，嘴角有一道细小的疤，头发枯得像干草。
那天夜里，两人被拴在同一根柱子上。夜风灌进来，冻得人骨头疼。阿秀缩着肩膀，手里一直捏着一根枯草，翻来覆去地折，折了又捋平，捋平了又折。阿箐注意到她的手一直在做这件事，像是停不下来。
阿秀用气音说了一句：“你是不是一直在看周围？”
阿箐心里一跳，没接话。
阿秀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不像：“不用瞒我。我也看。我刚被拐的时候也什么都看——看人、看路、看天上的云看到哪了。看到后来不看了，看的越多越难受。”
阿箐沉默了一会儿，压低声音问：“你知道我们要被送到哪里去吗？”
阿秀没有马上回答。她望着头顶漏风的木梁，手里捏着那根枯草，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
“广州。上了洋船，去南洋。我以前听跑货的贩子说，咱们云贵的姑娘，走的全是一条线——从贵州入川，顺长江下湖广，再翻五岭进粤。山路水路交替走，层层转手。山里拐人的叫地头棍，出山路的是川贩，水路接货的是船家，最后广州港口收货的，是洋行的买办。”
她顿了顿，手里的枯草被掐成了两截。
“每过一道手，就被扒一层皮。地头棍收一个价，卖给川贩加一次价，船家再抽一成，到了洋行买办手里，身价翻十几倍。”
阿箐听着，没有出声。
“我们就是货。”阿秀的声音很轻，很平，像是早就接受了这个结论，“品相好的价高，品相差的价低。路上病了的、伤了的、死了的，贩子也不会亏——他们成本本来就不高。”
阿箐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问：“你认了吗？”
阿秀没有马上回答。她低头看着手里断成两截的枯草，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认了，但我不甘心。”
然后她转过头看阿箐，问：“你呢？你认吗？”
阿箐张了张嘴，没说话。
阿秀轻轻笑了一下，把断了的草扔在地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阿箐听着外面的风声，没有说话。
品相好。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品相好的，但至少她没有病，没有伤，还能走。只要能走，贩子就不会让她死。她要把这副身体看好了，不能病，不能伤，不能显露出任何“不好卖”的迹象。活着到广州，活着上船，活着到那个叫南洋的地方。
其他的，到了再说。
又走了许多日，队伍到了长江。
乌篷船底，漆□□仄。三十多个姑娘被塞进不足丈高的舱底，坐不下站不起，只能蜷缩着堆在一起。江水晃动，船体颠簸，舱底弥漫着呕吐物和屎尿的恶臭。
阿禾就是在船上认识的小妹。
她只有十一岁，是队伍里最小的。被拐的那天，她爹娘去山里挖野菜了，她一个人蹲在村口的石头上等，等到天黑，爹娘没回来，人贩子来了。
阿禾总是哭。饿了哭，冷了哭，想家了哭。声音细细的，不敢哭出声，就那么憋着，眼泪淌一脸。
阿箐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夜里用身子给她挡风，把每日那半碗馊粥匀出一口给她。阿禾缩在她怀里，抽抽搭搭地问：“箐姐，我们还能回家吗？”
阿箐没有骗她。
“先活着。”
船上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阿禾开始发烧。
热度来得很急，额头烫得像烙铁，嘴唇干得裂口子，整个人蜷在舱底，像一只被烫熟的小虾。阿箐去求船工给口水喝，船工掀开舱板看了一眼，丢下一句“发瘟了？赶紧拖出来扔了”。
阿箐挡在阿禾身前，声音压得又低又稳：“她没发瘟。只是路上受凉了。给我一口水就行。”
船工不耐烦地丢过来一个破碗，碗底只有一指深的水。阿箐接了，小心翼翼地端到阿禾嘴边。阿禾已经烧得迷糊了，水灌进去，又从嘴角流出来，混着眼泪淌到船舱板上。
夜里，阿禾烧得更重了。她开始说胡话，喊着娘，喊着回家，声音细得像蚊子在飞。阿箐抱着她，感觉到怀里那副小小的身子一抽一抽地发抖，然后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晨，阿禾的身子凉了。
船工下来拖人的时候，阿箐没有拦。她看着阿禾被拖出舱底，两只瘦瘦的小腿在舱口晃了一下就消失了。甲板上一声水响，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阿箐坐在原地，低着头，一动不动。
旁边有个姑娘伸手过来，想拍拍她的肩膀，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阿箐没有看见。
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把自己手腕上的麻绳又紧了紧。绳结勒进破皮的地方，血珠子又渗出来一点。疼。她用这个疼把涌到喉咙口的什么东西压了下去。
然后她抬起头，看了看船舱里剩下的姑娘，一张脸一张脸看过去。
少了一个。
她记住了阿禾的名字。这个十一岁的、总是哭的、叫过她“箐姐”的小妹，是第一个死在她怀里的人。她给不了阿禾别的，只能给一个记住。
她闭上眼。她试着想一些别的事。
想家里的火塘。想阿娘熬的粥。想田里的土。如果天没有旱，这个时节禾苗该抽穗了。如果没有那些扛着烟土和麻绳的人，她这会儿应该蹲在田埂上，和阿弟一起逮蚂蚱。阿弟会举着蚂蚱朝她跑过来，喊她看，喊得整个山坳都能听见。
她把这些画面在心里拼了一遍，拼得仔仔细细，然后一点一点压下去。
不能哭。哭费力气。
船还在走。江水在船底响，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什么东西。
阿箐睁开眼，透过舱板的缝隙往外看。缝隙太窄，只看得见一线灰蒙蒙的天。
前方还有多远，她不知道。
（第3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