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过年还有一周，今日奶奶一大早就去了县城，吩咐我要和安穗照顾好弟弟。
她回来的时候，我看着她手里的袋子，想帮她放好，我说：“奶奶，你坐着吧，包我帮你放。”
奶奶没给，袋子打开的时候，我瞟了一眼，里面有几张银行卡和存折。
奶奶的脸上还是什么表情都没有。她把存折收进衣柜最里层，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喂鸡、下地、做饭。
但变化是从小事开始渐渐地变的。
灶房里的灯被换成了更暗的那盏。灯泡上蒙着一层灰，黄蒙蒙的光照不亮半个灶台。奶奶炒菜时，油只放以前的一半。她拿起油瓶停了停，又倒回去一些，瓶口在锅沿上磕了一下，才舍得让那一点油滑下去。锅底刚抹一圈，菜就急急地下了锅。
早上那碗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筷子搅一搅，米粒数得清。奶奶自己先喝了一口，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
那天我去牵牛，发现棚里空了一大块。数了数，少了两只。牛粪还是新鲜的，奶奶还没来得及清。鸡也卖了不少，院子里空了一大片，食盆孤零零地搁在墙角，上面落了几片枯叶。我没问。问了也白问。
奶奶算账开始变得很凶。以前买菜，人家说多少她给多少，顶多抹个零头，现在连五毛钱也要争。
奶奶学会了站在菜摊前，翻来覆去地看那把青菜，用指甲掐掐菜梗，又嗅嗅叶子，然后拧着眉，声音不大但很硬：“这菜不新鲜，便宜五毛。”
卖菜的大姐不耐烦地挥手：“拿走拿走，亏本卖给你。”奶奶这才把硬币一枚一枚拍在摊上，数清楚了才走。走的时候，她拎着菜袋子，步子迈得大，像是怕人反悔。
我站在旁边，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不敢被人瞧见。
这段时间，奶奶吃饭总念叨着安瑞九月要上小学了。安穗学校要换新校服。家里的化肥农药要买。奶奶自己的药也不能断。
我在心里把这几项加了一遍，心里加完，又算了一遍。
我不知道奶奶给了多少，才会变成这么扣扣嗖嗖的样子，我算了算，奶奶这几年养老金就只存了九万，家里生活开支不是很多，生活用品和肥料工具这些占大头。
连一向喜欢躲在房间看言情小说的安穗也发现了异常，有时候安穗还问我，奶奶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说话这么冲，稍微做错了就要骂得很狠。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能说不知道。
闹事的第二天，于尧丰回来收拾东西，我刚欣喜他回来了可以逮着他骂，把一切源头都丢给他，刚想开口，就见他把几件衣服塞进一个蛇皮袋里，拉链坏了，用绳子捆了两道。
我愣住了。回过神来便靠在门框上问，语气没有很好：“你去哪？”
于尧丰没抬头：“找份工。”
“什么工？”我接着问。
“矿上。”
我张了张嘴，想说矿上危险，想说你不至于为了躲你爸就跑那么远，又想把自己的猜测说出来，说奶奶帮你爸还上了。
可话到嘴边，只问了一句：“还回来吗？”
于尧丰把蛇皮袋往肩上一扛，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可能不回来了，还完钱再说吧。”
然后他就走了。我没去追，从楼顶上看见蛇皮袋在他肩上晃了晃，拐过李子树，就不见了。
今日和奶奶提起于尧丰的时候，奶奶在切菜，刀落得很快，砧板当当当响。她没有抬头，可我看见她的鼻翼微微翕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奶奶没和我说实话，她只和我说：“于尧丰是男人，到年纪了就要成家立业。”
那几天我把作业写完就往外跑。
还有一个星期就过春节，很多外乡人都坐大巴回来，县城里不少人提前挂着红灯笼，贴上白头对联。
电线杆上、公厕门口、公交站牌背面，贴满了招人的广告。有招服务员的、招搬运工的、招厂妹的。纸片被风刮得翘起一角，有的被雨淋得字迹模糊。
我一张一张看过去，踮着脚，手指一张张翻。有的广告贴得太高，我得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肯漏掉一张。
最后我看上了那家布料厂，仅仅是因为它包吃包住，不用动脑子。虽然工资低，还两班倒。
包吃包住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盯着那张广告看了好一会儿，用手指把那四个字描了一遍，才撕下来，按照上面的地址找。
老板娘上下打量我，目光从我的脸扫到脚，又回到脸上。她偏了偏头，嘴角一翘，问我：“多大了？”
“十八。”我说着挺了挺背，踮起脚尖，生怕别人认出我谎报年龄。
老板娘笑了一下，没戳穿。那笑里没有恶意，就是那种“我都知道”的笑。
她把一张表格推过来，又递给我一支笔，下巴朝填表处扬了扬，“填吧。”
“小姑娘，你对这工作了解不？”老板娘接着问我。
我想了想，说：“缝补、剪线头、叠布料、打包。”
“过年这段时间我们厂里比较缺人，除了要根据客户提供的布样或色卡，在小样机上调出颜色、组织、克重外，还要检验成品布，标记疵点。”老板娘比划着：“像什么断经、油污、破洞、色差这些是万万不能出现的。”
我点了点头。调和检，好像不是很难。
“家里人同意你出来吗？”她笑了笑接着说：“大家都去过年了，厂里离职不少，两千，包吃住，干半年转正五千，没有五险一金的。你要是没问题年初九入职吧，记得留一下家里人电话，带上身份证。”
“同意的。”我斩钉截铁的说，心里打算先斩后奏，等上班几天了再告诉奶奶，就是这身份证上的年龄有些难办，好巧不巧离十八岁就一个多月。